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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《新财经》 作者:添加日期:08-04-18 14:34:48 责任编辑: |
| 一是山西最优秀的人进入晋商商号或票号。雍正皇帝很早就发现,山西人的传统是把最优秀的孩子送去从商,而不是去读书、当官。但他并不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。二是晋商员工做到了“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”,避免了败德行为,并使晋商中出现了一批职业道德高又精于业务的职业经理人。 激励是要扬善的,但仅仅有激励远远不够。因为人利己的贪欲是无限的,再多的激励也不能完全消除人性中恶的一面。因此,要抑恶还必须有严格的制度,或者说是需要有泰罗制式的“管、卡、压”。记得一位教育学家曾说过,“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”。我想把这句话用于企业管理,就是“没有惩罚就没有管理”。晋商们明白,“大棒”与“胡萝卜”同样重要。 有效的制度要有相应的惩罚 制约人性恶的制度关键是权力制衡,即不存在绝对的、至高无上的权力,每一种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来制约。在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,晋商的企业已经实现了股份化。在这种企业中,最高的决策者是相对或绝对控股的大股东,晋商中称为大东家。其他股东不参与决策,仅仅分红。但大东家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,有两种制度来约束:一是大东家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;二是其他股东有撤股权,这种撤股权相当于今天的“用脚表决”。 这种制约使大东家决策时极为谨慎,避免了决策引起的失误。大掌柜有独立经营权,但仍然要受大东家和社会的制约。他是大东家任命的,有任命权的人当然有免职权,换句话说,“帽子”在大东家手中。而且,他的身股也是大东家给的,调整权也在大东家手中。从社会的角度看,在当年的山西,做一个大掌柜是极有身份和地位的,一旦失去这个位置,其损失的不仅仅是物质。 晋商对员工有严格的行为规范,通常称为“铺规”或者“号规”。各家的行为规范不尽相同,一般被归纳为“十不准”,包括不准携家属上任,不准嫖妓、宿娼、捧戏子,不准赌博,不准吸鸦片,不准懈怠号事,不准营私舞弊,不准假公济私,不准私蓄放贷,不准贪污盗窃,不准打架斗殴等。此外,晋商还有一套相当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,如类似于现代复式记账的“龙门账”,银票的印制、密押和销毁程序,总号监督分号的“巡庄制”,等等。 一种制度要有效,必须有相应的惩罚。晋商为了制度的实施,严格实行“用乡不用亲”的原则,不许股东的亲属进入企业,也不许股东的大掌柜推荐人。一旦有违规者坚决开除,而且,各家晋商之间有一种约定,在一家违规被开除者,其他各家永远不能录用。这就意味着,违规者会永远失去在晋商企业中工作的机会。当时,没有一个行业比从商的地位和收入更高。被一家开除就意味人生的彻底失败。如此高的违规代价,谁敢不受约束? 这种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确起到了有效作用。就晋商最辉煌的票号业而言,在其将近百年的经营中,共经手银子十多亿两,几乎没有发生过被诈骗、贪污、内部人挟款潜逃等现代社会并不罕见的败德事件。仅有的一起三人私分救灾款事件,由于严格的财务制度而被查出,并严惩了当事人。 晋商是明清那个时代和山西那个地方的特殊产物,晋商的模式不能克隆。同样,作为晋商管理制度出发点的人性也是当时山西人的人性。今天的人性与当时的人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,这就是文学家爱说的“永恒的人性”。但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地方,共同人性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。对企业家来说,重要的还是认识自己企业员工具体的人性。从这一点出发,每个企业都会制定出适合自己的激励—约束机制,创造出比晋尚更辉煌的事业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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