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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添加日期:08-07-02 16:20:37 责任编辑: |
| 建行股权是否“贱卖”,目前仍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:大部分民众认为“贱卖”;而建行与某些学者认为“不能脱离历史环境”看问题,按当时的情况,建行没有“贱卖”。显然,以当前的市场价格比较,当年包括建行在内的中国商业银行向境外投资者出售的股权确属“贱卖”;而根据当时条件,以国际通常采用的估值标准,股权出售也并不便宜。因此,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价格,而在于时机,为什么不等到价格更高的时候卖,就如后来建行、工行等以更高发行价格卖给境内的A股投资者。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承诺,5年内取消针对外资银行的所有地域限制、允许对所有客户服务并可以设立同城营业网点等。为了应对未来的金融开放,中国商业银行必须加速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改革,为此,政府不仅剥离巨额不良资产,而且成立汇金动用外汇储备给予注资,改革成本巨大。金融是经济命脉,如果付出巨大代价后还整治不好,会在开放的环境中遭遇危机。而要公司治理改善得快一些,效率更高一些,确定性更大一些,只能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,而引入战略投资者是顺利上市的前提。对于一家刚做完“肿瘤切除手术”,而且体质向来很差的银行,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健康、壮大,在此时机下,不管是急切的心态,还是较低的资产质量和经营风险,都为战略投资者提供了主动。 当然,如果建立第三方交易监管机制,且股权出售透明、公开,则可能降低“贱卖”的可能,比如全国人大拥有针对战略资产交易的安全与公正审查权,可最大可能避免贱卖,银行股权交易公开竞标也可减少价格争议。此外,如果改革者具有战略眼光,并对中国银行资产做出升值潜力的评估,可以提升资产溢价。不可否认的是,商业银行改革伊始,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、市场潜力巨大、人民币升值呼声初现、外资大量涌入等,至少说明中国金融业务和资产成长性很大。 不过,正是因为金融开放近在咫尺,而国有银行改革有时间限制和效率要求,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紧迫性和对成功的渴望,丧失了交易主动权。即使有监督机制,可能会因延缓和阻碍交易进程而被迫放弃;即使提出成长性溢价,占据主动的投资者也不会承认,相反,投资者只会贬低资产质量和夸大投资风险来获得最大利益。因此说,归根结底是改革的时机不对,但却无法选择,又偶然性地遇上资本市场萧条期,上市公司资产价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。出现这样“时机陷阱”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缓慢造成的,如果在承诺金融开放前进行了必要的改革,那么,就不必急于寻找境外战略投资者,也可以等待资本市场好转后卖出好价钱。 在加入WTO前的封闭环境中,中国可以自主掌握改革时机,但入世后,开放的外部环境让改革陷入被动。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,拖延改革会积累结构性的障碍,制造更大困境,比如当前人民币汇率、要素价格改革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。因此,我们首先认为,对外开放为改革带来动力,从而加速和完善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治理,中国应坚持对外开放政策;其次,价格必有市场起伏,贱不贱卖不是问题,而是卖出后是否达到了改善公司质量的目的,如果公司治理得到提升、战略投资者带来品牌和管理价值,那交易是双赢的;其三,“贱卖论”提醒我们,改革不能期待外部压力推动,更不能拒绝改革,而是必须掌握主动,否则会付出巨大代价,最终的改革失误由全民埋单。 中国管理顾问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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